为什么4万亿的政府投入可以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如果你对经济是个外行，要理解其中的原委，恐怕得读上10篇分析文章；但如果你看了《现实世界的数学视角与思维》中解释金融危机的数学模型，你只需要10分钟就能把它理解得一清二楚。这本由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谭永基主编的核心课程《经济生活中的数学》教材，是复旦实行通识教育四年多以来所出版的第一本核心课程教材。
　　看着“数学与音乐”、“路口交通灯问题”、“节水洗衣机”这样通俗易懂的生活案例，原本对数学艰涩、抽象、难懂的刻板印象已全然消除。本学期的任课教师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陆立强在课上对学生们说道，“希望你们在上完这门课后，觉得数学还是挺可爱的”。

　　培养数学思维：通识教育为让学生成为“完整的人”

　　通识教育的初衷，在于解决“人文”与“自然”两种文化的对立与隔阂，弥补大学教育渐趋实用化与专业化所带来的缺失，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在谭永基老师看来，数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掌握好数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网络媒体，如何从点击率去统计使用的情况、分析运作的逻辑，背后都是数学的方法和思想。”
　　2010级航天航空专业的瞿秋阳这学期选修了《经济生活中的数学》这门核心课，从陆立强老师口中得知新教材《现实世界的数学视角与思维》出版后，他在第一时间买来阅读，比对之前购买的《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教程》教材，他说：“新教材的逻辑更清晰、结构更完整、内容更有趣，原来的教材就没有‘数学与科技、数学与文化’这样的知识介绍，而且新教材与课程结合得更紧密了。”数学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而是融入在各个领域中的一种方法和思维，而掌握这种数学思维则是大学生应当具有的基本科学素养。
　　教材中涉及生动的故事和实用的案例，做到了“虚实结合”，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们学到了数学的方法。提及这本教材的名字，谭永基老师笑道，这还要得益于党委书记秦绍德的建议，“我原本就想把这本书起名为《经济生活中的数学》，在2008年的一次通识教育教材座谈会上，秦书记建议我改成《现实世界的数学视角与思维》，我觉得这更符合我们这本通识教育教材的本意，希望写成人人都能看得懂并且愿意读的数学书。”

　　艰难写书历程：耗时耗力低报酬低地位 只为责任与感情

　　自2007年起为本科生开设《经济生活中的数学》核心课程，2008年开始筹划编写教材，谭永基老师与他的学生上海中学数学教师俞红一起编写了《现实世界的数学视角与思维》这本教材，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审定，于2010年10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原先的550页初稿、精简到390页的终稿，从多年教学经验的案头总结、到一字一句一图输入电脑的细致工作，写教材的艰难只有亲历者才能够体会。历时两年多的编写历程，最终的稿费只有一万余元。相比现在外面的行情，一些打着高教协会（半官方性质）旗号的热门教师进修班，培训一天数学建模的课就能获得4000元的报酬，谭永基老师坦言如此辛苦地写教材，真的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对教学的责任和学生的感情。陆立强老师如是评价，“其实就是一个词——牺牲。”
　　据复旦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孙燕华老师介绍，自2005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以来，学校全面落实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实施并逐步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2006年9月复旦学院推出了50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2007年5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编撰委员会酝酿成立。虽然从核心课程教材的建设工作被提上日程至今已经有三年多了，但教材编写工作的进展却并不容乐观。
　　事实上，耗时、耗力、报酬低、地位低已经成为当下教材出版遇到的一个瓶颈，在面对科研学术的严峻压力下，很多年轻教师并不愿意选择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谭永基老师认为，“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恰恰说明了现在教学中的问题，“我们学院有许多高考尖子生，读了大学反而对学业产生了迷茫：一来觉得很难学，二来不知学了有什么用。学生产生这些问题，跟老师教学和教材很有关系。如果老师教得好一点、教材好一点，数学一定是很有用的。写教材的过程也是把思想融入其中的过程，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应当鼓励他们去写点书。”

　　核心课程教材：写得好受用终身 写不好误人子弟

　　党委书记秦绍德曾经在有关探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的座谈会上提出，“通识教育的成败在于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稳定在于教材，教材建设是核心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环”。 只有在教材编写、出版并推广以后，核心课程的知识体系才能逐步完善，通识教育的思想理念才能真正得以贯彻。
　　核心课程教材的意义显而易见，而教材本身的影响相比普通科研学术也更为广泛。“一篇科研论文也就几个同行来看一看，但一本教材会有很多学生来看。如果写得好能让学生终身受益，但是写得不好就可能会误人子弟。所以写教材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谭永基老师说道，对于如何解决写教材这项工作遭遇冷落的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经济利益倒不是第一位的，现在亟待解决的，是提升写教材这项工作的地位。如果可以让编教材的教师获得一个适当的、应得的、相称的评价，并纳入我们的考核体系，这项工作的开展也许就不会那么举步维艰了。”